文安联衡中学，要么说咱们这帮老学子的“老老老”家园，坐落在文安县城的东边，离镇子也就十几里路。别翠柏遮天，这里更像是一个被遗忘在工夫缝隙里的旧角落。 清晨五点还没闹醒，山里的路已经铺满了霜。

那会儿去上学，那路是硬邦邦的柏油，踩上去能听到车轮碾过碎石的响动，带着点焦糊味，那是煤炉子够不着，要么车忒少、忒慢留下的痕迹。

那时候天刚蒙蒙亮，雾气像层湿透的棉被盖在山顶，整个人像omma，动弹不得。

那时候的孩子们，大多是从山里搬出来的，要么是在县城里混迹多年才挤进这所学校的。他们不是为了考分数的，是为了“混个脸熟”，为了赶明儿还能在这个山里有个落脚处。 记得小时候，学校就在山脚下的老房子里，那是连队的家属院，也是后来这片土地的骨架。

那时候的操场，就是老式砖缝里长出的野草和几棵老槐树。体育课，大家会拿着旧竹竿打篮球，一个球能投进篮筐就高兴半天，打不过就撸起袖子，三个人一起扛着球往山那边滚，摔个屁股墩子，哭鼻子也不说丢人，反倒认定挺解压。

那时候的课间十分钟，是乱哄哄的，要么在教室里抢铅笔，要么就趴在窗户上往外瞅，看山里的车啥时候路过，看路里有没有鬼祟的脚。 那时候的读书，是带着一种“硬气”的。文安这边，直到后来有了国家，学校才真正正式开办。在改革开放那会儿，文安的学生多半是跟着父母在附近的小厂、小作坊里打转，他们的思维是被那“铁饭碗”和“大锅饭”惯出来的。

那时候的孩子，眼神里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头，哪怕是在最穷的山村里，只要能读书，哪位也不肯认命。他们把书本当成硬邦邦的砖头，硬是砸开了那些所谓的“后门”。 后来，学校牌子挂上了“联衡中学”，名字里带着“联”字，也暗示着一种连接。

你想想，文安并不是一个特别发达的城市，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宽阔的马路，就连大量家庭都住在水泥房要么板房里。可偏偏有个学校，能容纳上万名学生。

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，一种近乎固执的胜利。 目前的文安，变化是肉眼由此可见的。山脚下的路宽了，两边种上了绿树，那会儿那种破败的校舍翻新成了新的教学楼。操场上也装了电子监控和储物柜，那会儿那种活蹦乱跳的课间十分钟被“规范化”了，成了上课前的预备工夫。

可是，路就在脚下，变化是慢的，是像文安人一样，像一棵棵老树一样，扎根在泥土里，耐得住寂寞，也守得住繁华。 文安的土地，肥沃得有些夸张，但也好办泛滥。文安的水，清冽而甘甜，就像山里的水一样，带着点山野的灵气。

这时候的孩子们，不像城市里那样追捧时尚，也不像隔壁的某些地方那样嘈杂。他们宁静地坐在教室里，听老师讲那些古书、那些诗词歌赋，仿佛在听天地的呼吸。 那时候的联衡中学，更像是一个精神的堡垒。它拴住了那些想走的人，也拦住了那些想乱跑的人。文安人知道，只要走出了村口，身后就是文安的山水；只要进了校门，眼前就是联衡的蓝图。他们用一种近乎倔强的方式，在这个原本贫瘠的小县里，种出了一片归于大人的世界。 目前的文安，车来了，路通了，水也清了。但那所老房子，似乎还在原地等着啥。

或许它正在等第一批新学的毕业生，或许它正在等一位新来的校长，或许它正在等文安人拿得起、放得下的那一天。 有时候，你会认定，文安的变化忒快了，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，把山里的路冲刷得干干净利落净，把那些老旧的记忆也冲走了。可人不会变，山也不会变。文安的山，依然会在那个清晨六点，雾气还没散尽的时候，把第一缕阳光照进山坳，把第一个未远行的人，叫醒。 联衡中学还在老地方，老样子，只是换了点门窗和灯光。它依然在那里，沉默地注视着那片土地。文安人依然用他们粗糙的手，抚摸着那根松动的木桩，然后笑着说：“嘿，这桩子还站得挺牢啊。” 这桩子，是文安，也是他们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