绥德中学杀人案｜一场被掩盖三年的校园惨剧

这些人多为学生会干部、班委或“高年级领袖”，利用校园威信组织犯罪：

• 孙××（18岁，高二）：组织头目。主导“地下法庭”，签署8份“死刑判决”。2020年6月被执行死刑。
• 李××（19岁，高三）：执行组长。亲自行凶6次，负责转移遗体。死缓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）。
• 王××（17岁，高一）：唯一被认定为从犯的学生。因未直接参与杀人，但协助藏匿证据，获刑7年。
• 其他9人：包括学生会主席、体育委员、生活委员等，分别参与拘禁、性侵、协助行凶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所有学生主犯均来自“单亲家庭”或“父母长期外出务工”，家庭教育缺失是共同特征。但此背景不构成减刑理由，仅作为量刑考量因素。

教师本应是保护者，却沦为犯罪网络的“监督者”与“掩盖者”：

• 张××（42岁，教导处副主任）：2016年起协助孙××规避检查。篡改21份学生档案。判处有期徒刑12年。
• 赵××（38岁，校医）：篡改尸检报告17份，向家属提供“错误诊疗建议”。判处有期徒刑9年。
• 刘××（45岁，班主任）：明知学生李××被性侵，却劝其“忍一忍，别影响高考”。判处有期徒刑6年。
• 周××（52岁，校长）：对3起命案知情不报，组织家属“和解”并收受“封口费”。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
• 其他4人：包括体育老师、心理老师等，分别因提供凶器、隐瞒线索、作伪证获刑4-8年。

包括村干部、小商店老板、补习班教师等，为犯罪提供场地、工具与销赃渠道：

• 陈××（35岁，村支书）：提供3处出租屋作为拘禁场所。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
• 王××（40岁，校门口小卖部老板）：协助购买铁管、钢筋等工具。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
• 李××（30岁，校外补习班教师）：2017年7月，其补习班成为性侵案发生地。判处死刑（缓期执行）。
• 其他9人：包括司机、出租屋房东、网络管理员等，分别获刑3-12年。

特别提示：部分校外人员与当地“关系网”深度绑定。例如村支书陈××之子，正是“地下法庭”成员之一。这种“家族式庇护”是案件长期未被发现的重要原因。

年3月，绥德中学被省教育厅责令停课整改。2020年，与绥德县第二中学合并，更名为“绥德县第一中学”，原校址改为初中部。校名中已无“中学”二字，但当地民众仍习惯称其为“绥中”。2023年，该校高考一本上线率回升至71%。

没有。但有3名学生在案发前主动转学，得以幸免。其中一名女生现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，拒绝接受任何媒体采访。她在2022年匿名捐赠10万元设立“校园安全基金”，要求“永不具名”。

是的。2020年6月15日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孙××在榆林市看守所被执行死刑。临刑前，他留下遗言：“我只想要权力，却忘了自己还是个孩子。”

年，绥德县政府设立专项赔偿基金，每户获赔68万元，另含丧葬费、精神抚慰金等。但家属普遍表示：“钱买不回孩子。”2021年，15名家属联名要求将赔偿金额提高至200万元/户，未获批准。

绥德县医疗资源匮乏，校医无执业医师资格，仅持有“校医证”。2016年，县卫健局曾下发通知要求“校医必须持证上岗”，但未落实。赵××利用职务之便，直接修改报告并加盖校医室公章，教育局未审核即归档。

据2023年教育部专项督查，全国中小学已全面清理“学生自治组织”的惩戒权。绥德县第一中学取消学生会“纪律部”，设立由教师、家长、学生代表组成的“安全监督小组”。但暗地里的“小团体”仍存在，关键在于如何建立有效举报机制。

年，榆林市教育局对绥德县教育局进行问责，原局长被党内严重警告。但因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其知悉命案，未达刑事立案标准。此为当前司法实践的局限——对“应知而未知”的追责仍存在模糊地带。

部分文书已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（案号：（2019）陕08刑初XX号、（2020）陕刑终XX号），但涉及未成年人信息的部分已做脱敏处理。家属可向榆林中院申请查阅完整卷宗。

有。2020年10月修订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新增“强制报告制度”，规定：学校、医院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，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，否则将被追责。绥德案正是该制度的重要立法动因之一。

• 学生：学会识别异常行为，及时向信任的成人求助
• 家长：每周与孩子进行15分钟“无主题对话”，关注情绪变化
• 教师：建立“安全员”制度，鼓励学生匿名举报
• 社会：支持“校园暴力干预”公益项目，如“灯塔计划”

记住不是为了仇恨，而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。